历史上的北医⑧—“大跃进”

“大跃进”(1957—1960年)时期的探索和教训

编者按：这个年代的北医必然会带着特定时代的烙印，我们本来想跳过这段记忆，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管是欢乐或者悲伤，辉煌或者平淡，既然发生过，我们就无需回避。用现在的眼光看来，那个时代的北医，由于国情所在，存有诸多缺憾，但是只有还原历史，才是尊重历史，也才能看到真实的北医。

195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邀请党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时，有极少数人借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之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个本来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却演变为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犯了反右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我院有200多名师生员工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制造了大批冤案。更多的人遭到批判。这不仅给受害者本人在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带来严重伤害和损失，也对全院师生员工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它破坏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正常秩序，阻碍了学校发展的进程。

1957年10月，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当时，“党认为这个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61页)。在1958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号召“大跃进”，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出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其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以上均引自《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全国很快掀起“大跃进”运动。

在这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个时期内，毛泽东主席也就教育工作发表了许多讲话。

正是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和影响下。我院开展了以“教育革命”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运动。当时，基于加速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医学教育的热切愿望，对教育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试验。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学校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措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使学校工作遭受重大损失。

1959年3月，中央确定我院为全国十六个重点学校之一，强调重点学校应以提高质量为主。据此，我院进行了调整，初步纠正了“大跃进”中的错误。紧接着进行的“反右倾”运动，调整被认为是“小马鞍形”而受到批判，“左”的错误重新泛滥起来，1960年又掀起了“三大革命”，学校发展再次遭受严重挫折。

一、1958年以“教育革命”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运动

1957年10月，我院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即整改阶段。

1958年1月，卫生部决定：“除北京中医学院暂由我部领导外，其它高等医学院校均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领导管理。”自此，我院党、政工作，均改由北京市领导。

“向党交心”和“红专大辩论”双反交心。1958年3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我院广大师生，响应中央号召，积极通过大字报、讨论会，揭发问题。有的系(部)、医院还举办了“反浪费展览”。5日，在全院召开反浪费反保守动员大会，党委负责人动员说：“我们要反对的是浪费和保守，更要树立多快好省的勤俭办学方针”。“整风就是要放火、烧火，以反对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当然首先要烧党委、行政。但也必然要反到教授、学生身上”。“要搞深搞透，充分揭发，这样基础才厚，大跃进订规划就更有条件。目前要边整边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跃进”。强调“这次运动是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步骤是：动员；着重揭发；着重辩论；整改高潮；全面规划和总结”。

动员大会后，不少单位和个人连夜写大字报揭发问题，同时展开大字报竞赛。3月8日，全院共贴出大字报两万多张。

这时，院刊《新北医》发表“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深入下去”的短评，说“最大的浪费最大的保守莫过于不能培养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与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直接相关的就是教学、科学研究和医疗工作。要使运动深入下来，一方面要大力揭发教学、科学研究和医疗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方面要揭发和克服学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短评认为，这里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有“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这两种方法的斗争”。把双反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联系起来了。

从此，大字报转向了揭发教学、科学研究和医疗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方向”、“资产阶级观点和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有些大字报揭发别人，也有自己写大字报检讨的。至11日，大字报增至6万多张。

13日，党委负责人在卫生系的一次会上，再次强调“学校中最大的浪费和最大的保守，莫过于培养不出又红又专的干部。这就是学校中双反运动的中心”。号召大家“自觉革命”，“向党交心”，“要思想大解放，彻底解放，全面开花。要使贴大字报成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成风，整改成风，辩论成风”。

于是，教研组、学生班、组都围绕红专问题，开展“向党交心”活动。不少教师和学生贴出了“向党交心”的大字报，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问政治、名利思想；有的检查自己在“政治立场方面”的问题。院工会及有的系(部)、医院和学生班，还召开了“向党交心”、“自觉革命”或“红专跃进誓师”大会，提出“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还邀请主治医、讲师以上知识分子座谈，“向党交心”，要求“变千万条心为一条心”。同时，各系党总支书记也在本系大会上检查了自己的“问题”。

伴随着“双反交心”，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情高涨。不少教研组、科室，特别是学生班组，自发地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院刊《新北医》7月10日报导，仅学生中就成立了168个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不少教师学习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力求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

“红专大辩论”。在“双反交心”过程中，不少学生对红专问题展开了讨论。4月9日，党委负责人在医三班就红专辩论做了动员。指出，“同学们对红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又红又专、先红后专、只专不红、粉红色道路等”，在一一做了分析后号召大家：“彻底交心，自己动手，分析批判，追求真理，勇敢辩论，弄清是非”，引导大家就红专问题展开辩论。开始是采取“向党交心”的形式，做自我批评，很快变成了对所谓“白专”的批判。如有的大字报列出“×××教授不红不专一览表”，有的大字报指×××同学是“典型的只专不红”。继而发展到一个班、一个组集中对一、两个学习好的尖子进行重点批判。

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今后，我们仍然必须坚持这个要求。但在“红专大辩论”中，错误地把红与专分割开来，乃至对立起来；过分强调红的要求I忽视或者不提专的要求；甚至把刻苦钻研业务当作“走白专道路”加以批判。一时间，学习好、业务好成了“白专”的代名词，这是完全错误的，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许多人从此不敢钻研业务，甚至连图书馆也不敢进了。其结果，使我们更无法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才来。

关于“拔白旗”。“拔白旗”一词，最先见于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谈到‘大跃进，时，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他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插红旗辨风阿，把白旗拔掉”(《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452页)。后来有的报纸在谈到要改变某方面工作的落后面貌时，也使用过这个词，比如说“拔卫生落后的白旗”。在“双反交心”运动中，有的学生把批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叫做“拔白旗”，有的学生甚至自己说要拔自己的“白旗”。可见，当时这个词的含意是模糊不清的，使用也相当混乱。

后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的，由康生主持的全国卫生系统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交流会上，把科技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作为“白旗”拔了。其中包括我院著名的热带病专家钟惠澜教授和眼科专家毕华德教授。这是第一次把具体的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放在对立面错误地加以批判。会后，各地就刮起了“拔白旗”风。我院除批判由上级领导点名的Z、B二位专家外，自己又决定将臧玉淦、毛燮均、王志均三位教授作为“白旗”拔了，院刊以大量篇幅，对这五位专家进行了批判，全盘否定了他们的学术成果及对我国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不仅对这几位教授造成严重伤害，也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加强政治工作队伍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院党委抽调了一批干部充实政治工作队伍，在学生中正式建立了辅导员制度。这批干部，后来多数成了党政工作和业务工作的骨干。

“抛纲”和“红专跃进规划”6月，党委提出了“苦战五年，把我院建设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共产主义医学院”的口号。14日，党委第一书记兼副院长曲正向全院提出了为实现这个口号的纲要：《北京医学院五年规划的十八项纲要草案》，即当时所说的“抛纲”。这个纲要草案的指导思想是：第一，全国都在大跃进，似乎很快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做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要跟上跃进形势，要大干快上；第二，在批判了学习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错误以后，明确了要办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医学教育。这个纲要，从上述两点出发，对我院专业设置、规模、领导制度、教学改革、中西医合流等多方面工作，都提出了具体奋斗目标。

各单位对曲正的报告和十八项纲要，进行了讨论，并制定了本单位的跃进规划。个人也都制订了“红专跃进规划”。《新北医》发表了一些教授、职工和学生的又红又专的个人规划。这些规划，反映了当时“高速度”、“高指标”的思想要求，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一次全院性的汇报大会上，有的科室和学生班甚至提出，要在几十天内100％成为左派。就连当时脑子比较热的党委负责人也觉得太不切合实际。但当时认为，对群众的热情泼冷水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只是含蓄地说：“我允许你们订规划，也允许你们修改规划”。

各单位在制订“跃进规划”的同时，按照边整边改的精神，进行“整改”，“全面跃进”。

“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大辩论1958年8月，中央和北京市委先后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主管教育工作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发表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在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讨论中，有人表示“对党提出的要取得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很反感，……知识分子……连劳动者的资格还不够!”有的师生提出，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医药卫生人才，不能简单提出培养普通劳动者。药学系有的学生说，药学系的培养目标应该是药师。这些观点遭到了部分人的非难，甚至被指为“想当‘精神贵族’”。双方展开了辩论。根据党委的指示，院刊收集讨论中的各种观点综合为51个问题，公开发表，以“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通栏大字标题，展开了历时两个多月的辩论。院刊还组织专人撰写文章对“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贡献大”等观点进行了批判。最后，院刊以社论形式，就这次辩论做了总结，肯定我们的培养目标，首先应该是普通劳动者。这不仅歪曲了党的教育方针，客观上也造成了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恶劣影响。

教学改革在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中，各系采取了边讨论边改革的方法，进行了多种试验，同时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院主管部门，根据各系的方案，综合提出了全院的“新教学方案”，提交师生讨论。儿月10日，新的教学方案正式实施。

缩短学制，扩大招生。按照“大干快上”的精神，医疗系、卫生系的学制由六年改为五年。

1958年，招收本、专科生1，020人(含保干班210人)，比1957年多招566名，其中医疗系招收420名。

招生大幅度增长，各方面条件跟不上，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进入临床阶段，因医院病床及其他实习条件不具备，不得不“泻肚子”，将140名医疗系学生交由外院培养。

劳动正式列入教学计划。一学年的时间分配为1：4：7，即教学7个月，劳动4个月，假期1个月。但实际上，一学年内，劳动时间比4个月还多。如1958年4月19日～21日，停课三天打麻雀。5月6日，停课两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10～12月，停课大炼钢铁，有一部分学生还远去密云县参加炼钢劳动。学生们还走上社会，勤工俭学，如去饭馆端盘子，去商店当售货员，进医院做卫生员以及理发、修鞋等等。

大办工厂，实行知识分子劳动化。仅基础部就办了四个“红旗工厂”，药学系在十几天内办起三个“工厂”。甚至有的学生班也办起了“工厂”。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现场教学。以“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的认识论原则为指导，强调现场教学，减少课堂教学。如卫生系五年级学生的专业课只进行了四堂课堂教学。各学科只讲总论，各论部分到工厂、农村和城市防疫站等现场进行小讲课。其它系的课程则多采用“以任务带学科”的方法教学。如基础部寄生虫学的内容定为：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纲，主要讲解我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列的各种寄生虫病；同时密切注意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可能产生的寄生虫病，打破过去按生物进化系统分类的框框。临床用讲某一种病或某几种病的发病机制、症状、治疗原则等代替某门课程的系统讲授。甚至有的用某一科研实践或任务代替一门课的教学。这样做的结果，使学生学不到基本的、全面的、系统的理论，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上述卫生系五年级学生的现场教学，由于质量不高，学生达不到要求，最后不得不回校补课堂教学。

为了适应联系实际的要求，在教学安排上，把原多科并进改为单科独进，采取教师包干，小班上课的办法。其结果，使学生失去了学科间知识的互补作用，知识面狭窄，基础薄弱。同时，由于改为小班上课，所需教师多，势必有一些新教师上阵；加上一门课集中在短期内讲授，教师备课不及，影响了讲课质量。学生也因一个时期突击一门课，不易消化吸收。

强调参加社会实践，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社会服务。如卫生系由党总支书记带领教师到农村建立教学基地，组织学生到农村进行麻疹的流行病学调查、农村营养及热量调查、蚊蝇孽生地调查及高温堆肥实验。他们还组织了农村工作队，去回龙观、太平庄、东北旺、西北旺、清河镇、肖家河等地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这个系的部分教师和卫四班学生，还参加了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决定的建设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工作。医疗系、儿科系的学生除下乡参加“除四害讲卫生”的群众卫生运动外，还深入街道，开展地段保健工作。有的班级还为农村办起了“医院”。

据党委1958年12月给北京市高校党委的报告，“为了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了支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我院师生走出校门、医院，到工厂、矿山、农村等地，采取边劳动、边学习、边工作的办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总计派到工矿农村的学生474人，教(医)师75人，护士4人。药品器材价值2，856元”。

开办保健组织专修班。1958年共招收学生2l0人，对象是基层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学制三年。入学时编为一个班，后因有部分学生文化水平稍低又分为保一、保二两个班，分别于1961年–1962年学成毕业。为全国各卫生基层单位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们绝大多数回原单位工作，少数人经原单位和本人同意，留校分别担任系、医院的领导职务或业务管理干部。

1958年，我院还先后与西城区、海淀区合办了红专业余大学医学班，与市药检所合办了药检班。

学生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在“破资产阶级权威，立无产阶级志气”的口号下，有些班学生自动组织起来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如正在上基础课的医疗系部分学生曾编写过“组织解剖图谱”、“新本草纲目”等。其后，教师们认为光由学生编写的教材不能用，又改由党领导、教师和学生三结合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据《新北医》报导，到10月9日，已完成教学大纲8种，典型教材16种。当时，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和以干带学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宣传由没有学过或刚刚开始学的学生和不懂专业的党的干部自发行动起来编写教材，忽视教师的主要作用，怎能保证教材的质量?

卫生系与三院党政领导与教学组织合二为一。为了统一领导卫生系和三院的教育革命，1959年将三院与卫生系的党政领导合二为一，由三院党委书记左奇兼任卫生系主任。三院各临床教研组与卫生系相应教研组合并为统一的教研组。三院医疗科室不变。1961年，三院与卫生系党政机构又完全分开，各自独立工作。

二、医院建设和医疗改革

增加附属医院，改善临床教学条件在此期间，卫生部与北京市分别将原中央人民医院、建工部职工医院、北京市平安医院和市立第七医院等四个医院拨交我院作为附属医院。同时，新建第三附属医院也部分竣工投入使用。根据各医院具体情况和教学需要，院领导研究决定，将各医院做了调整，并明确分工。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合并为第一附属医院，原属第一附属医院的精神病医院和结核病院隶属关系不变；中央人民医院改称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与第一附属医院共同承担医疗系的临床教学任务。平安医院与市立第七医院合并为附属平安医院，连同口腔门诊部，承担口腔医学系的专业和临床教学任务，并在平安医院增设口腔颌面外科病房。市立第七医院旧址，划归第一附属医院作为妇产科和小儿科的门诊和病房。新建第三附属医院与建工部职工医院合并为第三附属医院，下分一部(原三院)、二部(原建工部职工医院)，承担卫生学系的临床教学任务。至此，我院共有四所附属医院，一个口腔门诊部，病床1，322张(内含简易病床114张)，各系都有了本专业的临床教学医院并建立了相应的教研组。在此之前，除第一附属医院承担一部分临床教学任务外，其它都要依靠北京市各医院的大力支持。由于北京市医院有自己的任务，无法满足我院临床教学的需要。人民医院等划做我院附属医院后，使各科临床教学条件获得很大改善。

为了加强对医疗工作的领导，经北京市批准，升任原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江逸为北京医学院院长助理，在院长领导下负责全院医院管理工作。

医疗改革进一步树立一切为了病人的思想。各医院在医务人员中进行一切为了病人的教育，要求医务人员以总路线精神，千方百计为病人服务。服务思想进一步端正，服务态度进一步改善。医务人员为病人献血，在自己身上注射细菌疫苗产生抗体后再输给病人，口对口呼吸，用手为便秘的病人抠大便等相当普遍。对重危病人更是奋力抢救，仅1958年下半年，各医院抢救垂危病人1，000多人。一院神经科破除迷信，克服思想上、技术上的困难，救治了一名被认为无法救治的脑干炎病人。

为了抢救垂危病人，医护人员日夜守护在病人床边，严密观察，及时采取抢救措施，使病死率大大降低。如小儿中毒性痢疾病死率由过去的25–44N降低到7％，一院小儿科降低到2.2％，超过了国内外先进水平。肺炎病死率1957年为15.5％，1958年下降到6.7％。

开展技术革新，采用新技术、新疗法。一院化验室开展化验超微量化等13项新的化验方法，人民医院内科医师陆道培创造了寄生虫之血球凝集诊断法，超过了闻名国内外的钟氏朴体结合实验。口腔矫形科青年医师王镭创造的不磨牙固定桥，三院小儿科采用冬眠方法治疗中毒性痢疾等，减少了病人的痛苦。方便了病人，受到病人的欢迎。

增加病床，扩大门诊。各医院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增加病床。至1958年底。各医院共开设病床1，877张，简易病床114张?比原核定计划增加469张(含简易病床)。各院普遍实行三班门诊，病人隧到随诊，大大方便了病人。全院全年共完成门诊、急诊1，275，105人次，超过原计划的20％。

走出医院大门，开展地段保健工作。各医院都成立了保健科，组织广大医务人员，深入街道、工厂，开展群众卫生保健工作。如进行砂眼、梅毒、肿瘤、佝倭病、龋齿、矽肺等的普查；自编自演文娱节目，进行卫生宣传}帮助街道、工厂建立卫生组织，培养红十字卫生员；为机关、学校、工厂培调炊事员、保育员和饮食从业人员等。

三、科研“大跃进”

“以任务带学科”，这是作为科研“大跃进”的一个方针性的口号提出来的。当时，选定肿瘤、矽肺、痢疾、克山病的防治、生理常数调查、中医的整理研究、肝病、公共卫生、心血管疾病、流感和口腔疾病等为学校重点项目，要求全院围绕这些项目安排科研工作，以此来“带动”学科的发展，而不问教研组及个人的专长、特色及已有的基础。如生理教研组长期从事消化内分泌研究，已形成自己的专长特色。而在“以任务带学科”的口号下，他们的科研项目改为围攻学校的重点项目，如早期肝硬变诊断指标的研究；下工厂、农村进行生理常数调查；研究针灸机制；气功研究；配合精神病临床治疗，研究人工冬眠。王志均教授从事消化生理研究多年，改而研究针灸机制。生化教研组几位教授丢下研究蛋白质和酶的专长，集中到肿瘤的专题研究方面。卫生系各教研组则集中于矽肺、克山病的防治等。有的老教授戏谑地称这种情况是“找了邻居”。

科研工作要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要完成国家的任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有的任务，对学科的发展也是有益的。但在“大跃进”期间，不顾教研组和个人原有的基础和专长特色；忽视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学科的发展；不从实际出发，不加区别地一律“以任务带学科”；使不少教师放弃原有的专长，被迫改行改业，从头摸索新的课题，不仅影响了教(医)师积极性的发挥，既没有带动学科的发展，“任务”也不能完成。如生理教研组五个方面十七个项目的研究，除生理常数调查结果作为教学资料外，其余均无明显效果。

基础下临床。在“基础与临床结合”的口号下，要求基础教师下临床，与医务人员协作，研究临床中的问题，或配合临床对某种疾病的治疗进行研究。不考虑或较少考虑基础本身的研究。有的临床科室，要求基础科室协作而且无重点，不讲主客观条件，甚至过分依赖基础科室。致使一些基础科室的教师无力顾及自己的任务，影响了主要任务的完成。

大兵团作战。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上，不分基础、临床，也不管是教师学生，集中力量，围绕国家任务或学校重点项目，进行大兵团作战，开展群众性的突击。广大师生，不讲时间，不计报酬，不顾本单位和个人得失，互相支援，互相协作，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攻克某一个难关或重大任务，在一定时间内，集中财力物力，组织各方面力量，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多学科协同作战，是必要的，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1958年“大跃进”中的大兵团作战，脱离各自的专业，大轰大嗡，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其结果，只能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大搞技术革新运动。以向“七一献礼”、“十一献礼”为号召，大搞突击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广大师生，响应号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日夜奋战，大搞技术革新，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据当时的院刊报导，仅“十一献礼”，比较重要的项目就有4，000多项。

在科研“大跃进”中，广大师生，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积极投身科学研究，打破了科研的神秘性，这对推动科学研究工作有其积极意义；师生们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也是很可贵的；某些具体项目，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要肯定的。但是，科学研究有自己的客观规律，需要有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扎扎实实，循序渐进地进行工作。而在“大跃进”中，片面强调“以任务带学科”和“基础下临床”，违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是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四、学习、研究中医，发展祖国医学

中医药是伟大的宝库。党中央对发展祖国医学，一贯很重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同志曾就此做过许多重要指示。1954年批判贺诚同志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之后，就有中西医合流，创造中国新医学派的提法。1958年，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1952年，我院曾招收了高中或同等学历、具有七年中医工作经验的大学本科中医班学生43人，至1957年，有35人毕业分配各地工作。这是解放后我院中医工作的开端。1954年，曾组织教师、医师学习党的中医政策，部分教师和医师参加了中医理论学习。医院聘请过一些有名中医如徐衡之、苏宝铭等。开展过中医治疗，如针灸、中医正骨等。但以后没有坚持下来。1958年，进一步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中医工作重新开展起来。6月正在“抛纲”中提出，“要开展群众性学中医运动，迅速地做到中西医合流，为发展祖国医学而奋斗”。我院中医工作；有了大的发展。

组织广大师生学习中医理论1958年将中医课列入了教学计划。明确规定：三年级以上学生分别学习《中医学概论》(100学时)和《中药学概论》(60学时)。在基础医学部成立了中医学教研组，后又划归第一附属医院领导。为医疗系和儿科系四等级学生开了《中医学概论》、药学系四年级学生开了《本草学概论》。附属医院开办了业余的祖国医学学习班和针灸学习班，请中医研究院专家讲授中医学基础。参加这两种学习班的先后达600多人。

先后抽调基础和临床教师、医师约60人到中医研究院和中医进修学院等系统学习了中医理论。并指派12名党、团员教师参加了中医研究院举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为以后学校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及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

开展对中医理论的研究整理工作制定了工作计划，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治疗50种疾病经验，其中重点突破5种疾病的中医治疗机制的研究。关于针灸经络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1958年底，我院组织了几次有中西医、西学中及生理学、生化学、解剖学、神经病学等专业教师参加的座谈会，从不同角度，对针灸作用机制及经络本质，进行了探讨。生理教研组崔宏副教授，结合他们研究的情况，做了“关于针灸机制的假设和研究意见”的发言。这些对以后有关针灸机制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开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各附属医院都设有独立的中医科，有中医和针灸医师进行治疗。有的医院还派有少数西医住院医、主治医，以带徒弟的方式，跟中医大夫学习；或者请中医师到各科与西医共同诊断和治疗病人。1958年，各医院共对200多种疾病试用了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观察和治疗，并取得了初步成绩。如中西医结合治疗阑尾炎，90％的病人可以不做手术。据一院和平安医院当时对100例病人统计，用中医治疗，平均住院3～4天，花费仅10元，治愈率达90％；而用西医手术治疗，需住院一周，花费40元。用中西医治疗骨折，不少病人可以不用石膏固定，功能恢复较西医治疗方法快。

中西医合流，创造中国新医学派，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在开展中医工作中，对其进行探索和试验、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院在“抛纲”中提出“迅速地做到中西医合流”的规划，则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着要求过高、过急的缺点。尽管如此，在“大跃进”期间，我院在中医工作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医的教学、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和整理，以及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等方面，都积极开展起来，为发展祖国医药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应该肯定的。

五、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1959年3月21日至29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医学院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69名，列席27名，其中有民主党派和非党专家教授10人。

党委第一书记曲正代表上届党委做《关于两年半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党委常委马旭、彭瑞骢、吴静、江逸、刘起，在大会上依次做了《关于教育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关于科研、技术革新及中医工作的意见》、《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今后工作的意见》、《关于医疗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两年来经费收支概况及今后物资保管和行政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发言，对曲正的报告做了具体补充。

曲正的报告认为，“1958年经过双反运动，动员全体师生自我革命，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白专道路，向党交心，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立场问题；同时，检查揭发浪费现象，贯彻执行勤俭办校的方针；1958年下半年，经过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教育革命、技术革新的全面大跃进运动，批判和解决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方向和资产阶级思想问题，在教育工作、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和学习研究中医工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打开了新的局面，取得了党对教育工作、科学研究和医疗工作领导的决定性胜利”。

曲正的报告和常委们的发言虽然也指出了“大跃进”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了纠正措施，如：控制学生参加劳动时间，规定一年内假期、劳动与学习时间分配为1：2：9，解决劳动过多的问题；纠正政治活动多的现象，并规定停课权在院党委；加强课堂教学，停止单科独进，恢复多科并进，循序渐进；发挥老教师专长，尊重和采纳他们的意见，积极扶植和培养青年教师等。但报告仍认为，“教育革命、技术革新、大跃进工作中的成绩和胜利是巨大的，必须肯定，并且给予足够的估价……。工作中出现过一些缺点，这是难免的，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说明“左”的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大会经过讨论和小的修改后，批准了党委的工作报告。

大会以无记名方式，选举曲正、杨纯、马旭、张思齐、彭瑞骢、江逸、高兴、史玉秋、吴静、曹瑞、史守恭、步云亭、沈绍基、左奇、张津萼、谢世良、嵇静德、白利、沈渔邮、刘波、刘起、蔡路、钮新章、王谔、王悦玲、马熙允为党委委员、马秋霞(学生)、高振阁、刘宝珍、王文仲为候补委员。

经全体委员选举，中共北京市委批准，曲正、杨纯、马旭、张思齐、彭瑞骢、吴静、江逸、曹瑞、张津萼、刘起为党委常委，曲正为第一书记，杨纯为第二书记，马旭、张思齐、彭瑞骢、吴静为副书记。

大会选出了新的党委监委。经党委常委提名，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以吴静为监委书记。

大会期间，全体代表与全院师生员工一起参加了修建游泳池的劳动。

在此以前，经上级批准，张思齐任我院副院长，分管行政、人事、保卫、后勤工作。彭瑞骢兼院长助理，分管科学研究工作。

六、被指定为全国重点学校及初步调整

1958年11月2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是党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开端”(《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不久，中央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及人民公社等进行了调整。

我院被指定为全国重点学校1959年3月，中共中央指定包括我院在内的十六所高等学校为全国重点学校。中央要求，这些重点学校“从现在起，即应着重提高质量，非经中央同意，不得再扩大学校规模，不得增加在校学生数目和增设科系……”，“上列重点学校必须招收研究生，适当地担负高等学校教师进修任务，同其他学校交换教材，交流教学经验等等，以这些方式为提高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服务”。

在卫生部召开的上海医学教育座谈会上，传达中央的决定。随后，院党委认真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两个落实方案：一个是将学制改为七年，一是将学制恢复为六年；两个方案都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5月6日，卫生部党组召开会议，听取了院党委第二书记杨纯关于两个方案的汇报，并做了讨论。部党组认为“北医作为全国十六所重点学校之一，首先要把学校办好，规模不要大，少担负些零碎任务，研究生、进修生要多担负些。学制问题，改为七年，我们无经验，现不做结论”。

6月30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张际春，召集中共北京市委、卫生部、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卫生处及我院负责人开会，研究我院被定为全国重点学校后的学制及北京市要求北医增加医疗系招生名额问题。

会议对我院各专业的学制进行了认真讨论，做出了决定。

关于北京市由于医疗卫生人员不足，要求增加医疗系招生名额问题，研究认为，根据中央关于确定全国重点学校的精神，为了稳定和保证教学质量，医疗系不扩大招生。对北京市的具体困难，会议提出了临时应急办法。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1960年上半年，经中央主管部门批准，建立北京第二医学院。我院抽调了大批业务技术骨干和党政干部，包括院长、党委书记、基础各教研组主任、各层次教师和技术人员等，成龙配套，援建新校。同时还支援了大批标本、切片及部分器材图书等。在此之前，我院还先后抽调了一批骨干，支援内蒙古、洛阳等地方医学院的建设。

北京第二医学院成立后，我院儿科学系即停办(1958年即已停止招生)。

根据中央精神及上述会议的意见，我院于1959年上半年，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初步调整。

恢复原学制，减少招生从1959年招收的新生起，医疗系、卫生系的学制仍恢复为六年，药学系、口腔系为五年。同时大大减少招生人数，1959年仅招本科生577名。

为了保证新生质量，教育部规定，招生时，全国重点学校优先为第一批录取。

加强基础课修订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重点是加强基础课。基础课与临床课的比例改为3.5：2.5。医疗系基础课在总课程中的比重，由原来的37％增加到52％。基础课主要是加强了物理、化学和外语等普通基础课和生理、生物化学等医学基础课。同时增开了数学和生物物理两门新课。其它系也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教学内容。

同时，还加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如生物学增加了比较解剖和医用动物学，生理学增加了劳动生理和体育生理等内容。卫生学各专业增加了除四害讲卫生的内容。在实习中增加了人民公社卫生、厂矿防高温、矽肺、工业中毒等内容。此外，各系还在基层建立了实习基地。如卫生系在六里屯建立了卫生实习基地，口腔医学系在宣武区和朝阳区建立了两个口腔门诊部，医疗系在石景山钢铁厂建立了实习基地等。

年内，我院有49位教师参加了卫生部组织的编写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统编教材的任务，其中由我校主编的有《生物化学》、《劳动卫生学》、《儿少卫生学》等15种。

纠正“左”的错误，改善同知识分子的关系1959年3月，毛泽东主席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做了重要批示，严肃批评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倾向。批示下达后，院党委逐级组织了传达学习。党委和系、医院党委(总支)专门召开扩大会议，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批示，认真领会精神，提高认识，对照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改进措施：全党注意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及时鼓励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重新恢复以党外院长为主任，由各方面专家及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院务委员会；健全各系、各教研组的行政会议，充分发挥行政的作用，有事主动找他们商量；加强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在中医中药的学习中，进一步贯彻和坚持自愿原则；结合上团课，在团员中进行搞好师生关系的教育；在知识分子中加强发展党的工作等。经过努力，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改善。

调整科研工作经过调整，科研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关于针灸的研究，在全院展开。生理教研组对针灸机制舒研究，推动了电生理学发展，修建了电生理专用的屏蔽室，，购置了成套设备，并开始招收电生理研究生。口腔病理研究室用显微射线研究龋齿病变，证明了龋齿开始破坏有四个类型，并肯定唾源性再矿物化。医疗体育的研究日益显示出这门新的学科的发展前景，为了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学校决定将医疗体育教研组从体育教研组分离出来，划归第三附属医院领导。随后，又报经卫生部批准，发展成为我院第一个研究机构“北京运动医学研究所”，由曲绵域任所长。研究所包括运动创伤、医务监督、营养生化和医疗体育四个部分，及运动创伤病房，在国家体委支援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验室和医疗体育运动室。

“反右倾”斗争，调整被迫中断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上半年的调整，被认为是“小马鞍形”而受到批判。广大党员因对三面红旗“认识不清”，普便开展了“自我批评”；一些党员干部因反映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或有不同意见被指为“右倾”；有的被戴上“严重右倾”的帽子；个别党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残酷斗争，以至被开除党籍。党委第一书记曲正也遭到不公正的批评。不久即调离北医。1960年1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通知，由杨纯接任党委书记。

我院以中央指定为全国重点学校为契机而开始的调整因此被迫终止。

七、1960年的“三大革命拧成一股绳”

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后，“左”的倾向重新抬头，全国又掀起了“大办”的“跃进”运动。在科研方面，提出了“立大志，起宏图，攀高峰，走上世界科学技术前列”的任务，同时认为，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必须加强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而培养科技队伍，又是开展基础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要关键。因此，提出高等学校要大力加强科技队伍的培养，要开设新专业，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

这时我院的情况是，一方面第三次党代会虽然承认1958年“大跃进”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左”的思想问题；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使一些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受到了批判；也“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无祸的不正之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79页)。“左”的思想重新泛滥起来。另一方面，中央指定我院为全国重点学校之后，明确了我院要“着重提高质量”，并且根据中央精神进行了调整。同时，学习了中央科学工作会议精神，认识到，作为全国重点学校，应该担负起提高质量，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院党委确定1960年的基本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继续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展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教育革命；深入实际(深入临床、厂矿、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结合生产、结合群众卫生运动)。攻尖端，钻理论，中西医结合，创立和发展新医学派，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稳步进行教学改革，技术革命和教育革命拧成一股绳”。提出“要把革命深入到业务技术中去”。当时，党委认为，搞教育革命、技术革命，必须“思想先行”，于是提出了把“三大革命拧成一股绳”的口号。

大上新专业根据加强基础理论和攻尖端，攀高峰的思想，新增设了物理、生物、生物物理、基础医学、化学、放射防护、防化、化学毒剂、数学、抗生素等包括一般基础、医学基础和国防医学在内的十个新专业，并于当年招生。同时，建立了相应的教研(学)组，抽调了200多名应届毕业生作为新专业的预备师资进行培养。

与此相适应，1960年比1959年多招新生188名，共招新生765名。
为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攻尖端，攀高峰，尽快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适当增设新专业，不仅对于提高作为全国重点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同时解决基础课师资的补缺问题，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我院长期发展的方向问题。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也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当时上的新专业太多，特别是一般基础专业太多，做法也不够稳妥，而是一轰而上，超越了客观条件的可能性。这是不合适的。

大搞教学改革除继续1958年“大跃进”中的许多做法外，又提出了“在干中学”的口号，主要通过组织学生参加本课程的科研工作或社会实践进行教学。学习基础课程的学生，按所学课一程，组成若干组，参加各该教研组“围攻”重点项目，结合科研进行小讲课；有的则通过实践进行现场教学。学习临床课的学生，参加所在科室的科研活动；下厂、下乡、下地段，大搞疾病普查，大搞群众卫生运动。如医疗系、儿科系学生去农村参加群众卫生运动和防治疾病，参加抢救苍耳子中毒病人；口腔医学系的师生为中学生做龋齿的普查和防治工作卫生系师生参加北京市属八区“超佛山，赶稷山”的除害灭病卫生运动和全市大面积消灭苯中毒的工作，在132个工厂中使空气中的苯浓度降低到规定的标准以下，总结了防苯措施的经验。还有部分师生参加了西城区面积控制肝炎的工作，降低了发病率。卫生系因此被评为北京市先进集体，于1960年6月出席了全国文教卫生系统群英会。

大搞群众性的科研和技术革新在攻尖端，创立新医学派的口号下，全院确定肿瘤、心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针灸经络机制、肝炎、劳动卫生、职业病等为全院重点项目，继续组织大兵团作战和“献礼”活动。其中，既有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防治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疾病的研究。同时，大搞技术革新运动。在那段时间里，谁的动作快，项目多，就是“先进”。谁的思想不通，动作慢，革新项目少，谁就是“保守、落后”。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思想一时想不通，就被甩在了一边。三院是新建的，搞管道化，他们舍不得在新房子上砸洞，动作慢了一点，受到点名批评。

为了适应这种“左”的要求，免戴“右倾”、“保守”的帽子，从教研组到病房、药房、供应室和后勤技术科室，一片技术革命之声，连食堂做饭、烧水也搞超声波。卫生系师生还到西城区搞超声波的试验。表面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革新项目“日新月异”，其结果，“假(话)、大(话)、空(话)”盛行，浮夸、虚报技术革新成果相当普遍。这些，不仅违背了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背离了科学的严肃性。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医疗改革1959年底，三院全部竣工，其他医院挖掘潜力，增加病床，使全院病床总数达到2，400多张，日门诊6，000人次。

1960年各医院除与学校同样开展了技术革命外，还结合医院工作的特点，进行了改革。

政治下病房，下门诊。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对病人的思想工作，鼓励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宣传和动员病人积极和医务人员合作，共同战胜疾病；组织病人参加政治和娱乐活动；开展病人间的互助；组织病人练气功，打太极拳等。这种做法，对于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进行辅助治疗等，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当时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组织的活动较多，甚至由轻病人去照顾重病人，是不利于病人的治疗的。

开展中西医综合治疗疾病。在1958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中西医综合治疗，如中西医结合治疗阑尾炎、再生障碍性贫血、肾炎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大搞慢病快治。内科对溃疡病、关节炎等慢性病的传统疗法，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慢病快治”的口号。神经科提出要“使瘫痪病人站起来”，精神病院提出了使“精神病人大解放”。这种违反科学的“慢病快治”，曾经得到大力宣扬，总结推广，甚至《人民日报》也有专文“总结介绍”，在全国造成了不良影响。

同心同德，共同克服暂时因难1960年下半年，由于天灾人祸，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共同克服困难，同时采取多种积极措施，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身作则，与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大大激发了全院师生员工战胜困难的决心。党中央特别关心师生的健康，专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注意师生的劳逸结合，保证师生健康。我院党政领导，积极采取措施，贯彻中央指示。在教学上，减少周学时，减少课外作业和考试，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严格控制学生活动量。注意结合当时疾病流行情况，有重点地开展科研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防病和师生的保健工作。在生活上，一方面在校内外开展农副业生产，尽可能生产一些农副产品，改善生活条件，一方面派干部加强食堂的领导与管理，努力办好伙食。

在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1960年“三大革命一起抓”的群众运动中，广大师生员工，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大跃进运动中。那种要求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面貌的热切愿望，那种为找到符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办学新路而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勇于改革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师生员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计时间、不讲报酬、不顾本单位和个人得失，团结协作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同时强调医学教育要和卫生事业相结合，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群众服务；组织师生参加社会实践，了解我国国情；在科研工作中，强调从国家需要出发，注意研究影响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命安危的重大课题。理论联系实际等原则，也都是对的。对一些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如肿瘤、肝炎、龋齿、矽肺、针灸机制等研究和防治工作，也获得了一些进展。在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中，对祖国医药学，开始予以重视。中西医结合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肾炎、阑尾炎、骨折等，收到了可喜的效果。针灸经络机制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有些技术革新项目和新疗法如血液微量化验，使用人工肾挽救晚期尿中毒和肾衰竭，开展肾移植等，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同时，在教学改革探索中也出现过某些新的创见和好的苗头。只是后来却没有认真总结，而是连同缺点错误一起被否定了。

这两次“大跃进”，是紧接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9年“反右倾”斗争之后发动起来的。当时领导上受“左”的影响很深，有的怕犯右倾保守错误，加上指导思想上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主观片面，脱离实际，瞎指挥，采取了一系列“左”的措施，违背了学校建设的客观规律，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削弱了系统的基本理论教育，降低了教学质量。违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采取“左”的错误作法，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党代政，党委包办一切，一杆子插到底，行政形同虚设，造成党不管党，政不能从政的混乱局面，既影响了党的建设，也妨碍了行政工作的正常进行。所有这些，都给学校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是我院自建国以来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

（摘编自《北京医科大学的八十年》）

本文转载自医学部两办《信息周刊》2007年第十三期